马三立,津门相声的魂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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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8-01-21 05:13

马三立,津门相声的魂魄

马三立是津门相声的魂魄,他的相声风格可以一“俗”字代表,但不是伪俗、低俗、庸俗而是真俗、大俗、美俗,它们记录着相声发展的美学历程,也同时解析着这门艺术的生命力,以及其驻足津门久而不衰的历史因由。

尽人皆知,相声“生”于北京“长”于天津,用侯宝林的话说:“北京是出处,天津是聚处。”马三立的说法:“北京是发源地,天津是发祥地。”早年(上世纪初)“八德”——八位相声成长期名字中带有“德”字的代表人物,如马三立的父亲马德禄、张寿臣的师父焦德海等——都是开始往来京津两地,日后就渐次在天津落地生根。此时相声的种种段子,单口、对口、群口,以及各种包袱类型及手法,也都已大体完备成熟了。如果说北京赋予相声更多的是积千年而积淀的各种幽默技艺、语言文字游戏的种种手段,那么,天津近现代城市化的过程和市民阶层的成长壮大以及新兴平民意识的觉醒,便是激活其由“技艺”而“艺术”、由“玩笑”而“婉讽”的重要由头。

京津两地相隔二百四十里地,它们在文化取向上不尽相同。当初相声虽然在鼓楼、天桥一带为下层市民群落所喜爱,但却左右不了京城“东富西贵”的“老古板儿”们对主流(经典)文化的热衷。“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还在人们头脑中镌刻着;大气、简古、中和、曲致、空灵、淡泊等文人精英的艺术雅趣依然普遍流行;“天地君亲师”照旧是人们景仰崇拜的对象。一句话,另类一点儿的市民意识在那时的京城还成不了气候。而天津就不同了,它是近代发展起来的移民城市,移民在逃荒或迁徙过程的同时完成了由传统农民向现代市民、由原始自然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的转变。他们中既有失意下台的贵族官僚,也有得意发迹的洋商买办,还有规规矩矩“犯恶的不吃,犯法的不做”的城里买卖人,更有“得一份差事有一碗饭,卖一天力气挣一天钱”的大量无业游民——津门所谓“打八岔”者。

市民阶层亚文化的艺术取向更是与士子精英别异其趣。他们是继起的市民文化新军,一左一右与精英文化、农民文化同伦并列:既从民间那里汲取原创乳汁,又总被士子精英们点化升华,并成为沟通两者之间的纽带桥梁。它们的审美特质就是一个“俗”字。“俗”在近代并非贬义,首先指社会风习的民俗,那是漂浮在生活表面的物态文化,是人们行动行为的依凭。“五方杂处”的天津卫人,因为彼此交往频繁而更加凸显或敏感于习俗的冲突。这就是为什么马氏和津门相声有那么多《白事会》、《红事会》、《夸住宅》等记录当时民俗的相声的来由。“俗”也是一个由雅而俗的审美历程和艺术心理,因为两宋兴起的“俗文化”已为明清的市井文化所衔接。由雅而俗、雅俗共通并重,到大俗近雅、雅后还俗,不仅是审美历史的走向,也是艺术变化回环往复的规律。这就难怪津门或“马派”的段子里有那么多形式是诗词歌赋而内容却是笑谑杂发、在不伦不类的辞章里散发着陈旧滑稽酸腐气的因由。《窝头论》、《卖五器》等无不如是。

“通俗”虽然指的是艺术表现方式——文学的口语化、艺术的大众化,但它和“五四”以来的“新文化”、“文学革命”、“白话文”运动密切相关,不只要人听得清看得明,还不同程度地融进了当时文学要“直面惨淡人生”的社会观以及表达感情善善恶恶、刻画人物有褒有贬的讽刺精神。马三立的哪个段子不是在“直白”中透露着自然和率真、脾气和秉性?《开粥厂》中那个“马善人”不是要救虱子“一条性命”,准备把它放在“不论是谁的脖子上”吗?这就如同把一颗墨点滴在一张白纸上那样鲜明显眼。

如此说来,津门相声确系镌刻着天津人的某些脾性,天津的世俗生活也正是游弋在“地上”的相声家们驰骋才情的天地。讲的是一个“真”字、借的是一个“俗”字、求的是一个“顺”字、图的是一个“乐”字,这就是近代相声和它们的观众共同的文化嗜好。“真”,说的是真话讲的是实情实理,它必须借助“俗”的形式才能不加修饰、毫无遮拦地把世理讲透。因为,在所谓“雅”的背后,往往不仅有虚伪的礼教,还有与“俗”大相径庭的离群索居和孤芳自赏。“顺”是市民一生所求,因为一切都“不太顺”所以才要把“纳着的气儿”平息下来,当然不是通过对外在环境的强力抗争,只能调整自己超越物欲的软性心态,把自怨自艾化作自嘲自讽,一切一说了之,一切一笑了之。这就是“马派相声”的讽刺并不激越反而内敛,并不表现为对具体事项的指斥,而只是一种模糊的自嘲的原因。“乐”是天津卫人豪爽开朗乐观性格的必然,苦中作乐,苦中得乐。相声不是有“万象归春”(“春”即相声)的说法吗?即人世间一切事项都可以作为相声的题材。天津卫则有“万象归哏”的说法:一切都可以一笑了之,一切都只能一笑了之。这就是马三立《逗你玩》小段所概括的世俗哲学。

上世纪继“八德”之后,三四十年代天津便有“五档相声”的说法。他们是:张寿臣一档、常宝堃一档、侯宝林一档、马三立一档、戴少甫(或刘宝瑞)一档。这其中张寿臣、刘宝瑞师徒单口、对口都好,但均以单口享名。其他三档“说学逗唱”皆佳(戴少甫英年早逝)。常宝堃以机敏滑稽带有顽童般的清纯,尤其博得中上层市民群众的喜爱。侯宝林在天津发迹,是由“学唱”切入相声追随时代的热点,从而使他的风格更加俊雅,有“新颖”、“文明”的美誉。马三立却晚进剧场独步于“小市民”群落,整天在相声场子厮混,这使他能够“入乎其内”洞悉他们的一颦一笑,了解他们的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同时,他又是“说相声的”,必须“出乎其外”才能琢磨“小市民意识”的种种可乐之处,发现他们“灵魂渺小”、“情怀卑微”背后的种种可怜可叹、可爱可笑以及形成这些毛病的社会和历史原因。不是降格趋附他们,只是为了亲和接近。于是,他自己也就渐渐“小市民化”了,他的表演也就更加风格化了。用侯宝林的说法是:马三立选择了“小市民”的一种类型,采用第一人称“我”,以近似“戏剧化”的性格表演,半真半假、似虚若实的手法“现身说法”,不直接指斥他们身上的种种缺点,而是让他们察觉领悟到自己身上同样存在着与“我”类似的毛病。这是非常高明的马氏自嘲手法。与其毫不留情地揶揄奚落他们,不如含蓄善意地暗示规劝他们。而为了避免过于直接的类比,他又采取了更为夸张、变形乃至荒诞的手法,让形象从匍匐的地面升腾至瑰丽的高空,谁也不能“对号入座”,只会忘情忘我。《卖挂票》里的“马洗澡”、《黄鹤楼》里的“马叫官儿”、《文章会》里的“马大学问”、《开粥厂》里的“马善人”等,无不既镌刻着这一类型(或典型)的历史烙印或时代通病,又同时“马三立式”地散发着他自我解剖的圆通达观和勇气智慧。显然,自嘲和荒诞都是传统段子里所固有的,但却因为它们的“马氏化”而更具个性情采和津门地域特征。天津卫人生活中不是常爱“打镲”“找乐子”吗,马三立果真把讽刺规劝变成了“逗你玩”。

马三立确是津门相声的魂魄。他的一生虽可以一个“俗”字概括,但主流文化的神髓依然深藏在他个人人格和传统段子里,这就是:俗不伤雅以及乐而不淫、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中正中和中庸精神。

——节选自《中国的相声》,薛宝琨著,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由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评选的“第二届向全国推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普及图书”于近日公布,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的相声》入选。

《中国的相声(增订本)》以史话的笔法,追溯了中国相声的历史渊源,讲述了波澜起伏的百年相声发展史,是相声艺术领域的经典著作。此次增订,收入作者评论马三立、侯宝林、马志明、郭德纲、梁左等诸多相声名家的十余篇文章,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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